虽说来有些不好意思,但我在大二的时候才有机会了解曾文正公,在此之前他只是我历史书里会出现的角色,那时候了解到了他的日课与立志,便感到心中好像有一股力量能够支撑自己,如此我把他视为我的一个偶像。可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不是道听途说,而是自己去读一些他的文字。我一直觉得我身上,同张耀之一样,存在一些知识分子的“尊严”这种十分不切实际的东西。事实上也是,除了我们两个之外,自觉地读书用功好一些的人,都多少有一些这样的意识存在,因为念书,因而自觉具有一些使命。倒不如说,企图活得更明白一些,更有意义一些。
大二的管理学老师对我的很多启发都非常受用,尤其是提到儒家的“知行合一”。人的最终形态应当是心里怎么想,嘴巴怎么说,行动如何做都达到了统一,个体才能消除矛盾。
曾国藩的日课,我很早就不再做了。我放弃了写手账这项对我来说形式大于意义的事情,虽然很多次想要把自己的形式主义捡起来,但我终究不是很喜欢那个只报喜不报忧的自己。不能把消极负面的话写给自己看,那么就失去了自我反省的意义。当然,我因此也失去了一些记录快乐的积极的内容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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